关于城市天际线存档位置我想说打工记｜切尔西酒店档案：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一次见到露丝时，奶奶沉浸在丧夫的悲伤中，向我解释了事情，就说了话，哽咽了。

珍妮弗也曾提醒我，茹丝的状态不好。

珍妮弗与我合作过展览。2014年，我们都在考虑申请美国艺术家签证。作为家在法国的以色列人，她最终决定，自己并不稀罕这样一份申请手续繁琐也无法一劳永逸的文件。珍妮弗离开美国前，把她手上在打的两份零工都“转让”给了我。其中一份工作的地点在切尔西酒店，而工作内容，据珍妮弗说，可能是一些关于“档案”的项目。

我带着疑惑来到了纽约二十三街的这座历史建筑。切尔西酒店（Hotel Chelsea）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一座在电影、流行歌曲，甚至艺术史课本中都频频出现的地标。亚瑟·米勒、沃霍尔、金斯堡都曾住过这里，年轻的帕蒂·史密斯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在这里相依为命，亚瑟·克拉克在这里写出了《2001太空漫游》，性手枪的席德在这里杀死了南希。每天二十三街上往来的游客，都会在酒店门前驻足留影，唏嘘不已。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即将在切尔西酒店开始一份工作！

在23街上想要拍一张切尔西酒店的芳容，一位纽约客小哥热情地进入了镜头。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酒店如今已不作为旅店来经营，住在那里的多为长期房客。茹丝和丹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搬入大楼的，那时切尔西酒店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但是两夫妇依旧交了很多艺术家朋友。很明显，在切尔西酒店拥有一套寓所，哪怕不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但茹丝也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刚从特拉维夫搬来纽约的时候，两人身无分文。她并没有透露他们是如何累积起财富的，但从她拨出去和接到的电话中，我可以听出她在曼哈顿拥有多处地产。

“我们想要对丹尼生前拍的照片以及他的艺术创作进行数码存档”，茹丝说，“东西有很多，工作量很大，可以慢慢来，如果你能每天来那就最好了。”她先向我展示了桌上一台崭新的苹果电脑和电脑旁的扫描仪，随后带我来到了公寓深处一间卧室，地上密密麻麻堆着许多箱子、纸盒，再加上书橱，里面是几十、上百本相册。这间屋子储存着无数黑白、彩色胶片以及数码时代的相片，几乎全是家庭相片。“你就从这里开始吧”，茹丝说。

于是我很快明白，丹尼最近去世，茹丝希望将过去的家庭照片全部扫描进电脑，以此重温美好的记忆。这个大工程，不知是小辈还是朋友给她出的主意，那一台配置最高的iMac电脑与他们家充满历史的装潢、物件与气味都格格不入，更何谈我这样一个局外人。将易朽的相片数码化，使照片上承载的记忆变得不朽，这个愿望是强烈的。

我开始了这份工作。每周去两到三次，每次工作三到六个小时，有时是半天，有时中场休息出门吃个午餐：吃的最多的是七大道上的中餐厅，其次是二十三街和八大道路口的熟食店贝果。从布什维克住处到切尔西，坐一部L线即可，通常我从十四街七大道下站，走九条街，下雨时转一部ACE地铁。我所做的存档工作，只需用上扫描仪自带的软件，操作简单，尺寸大的照片一次扫描一张，小的一次扫描几张再裁；扫描完一本相册，我贴上一张即时贴：SCANNED，再放回盒子，一盒扫完，拿回房间，开始另一盒……

扫描仪

相对于纸质相片，数码存档的确是个更佳选项，一方面图像看起来更清晰了，另一方面，档案更便于检索。这几百几千张照片，我基本按照以一本相册为单位设置一个文件夹，用时间、地点以及事件来标注，文件夹名诸如“1983切尔西酒店”、“1994法国旅行”、“2000夏天在上州”、“2009马略卡”等。马略卡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丹尼家几乎每年夏天都在那里度过。他们的房子面朝大海，院子里有葡萄架、吊床，茹丝总在院子里看书，一对儿女也在同一种热带风情花纹式样的地砖上一年一年长大。丹尼是在马略卡游泳时离开人世的。

很快，我在照片上认识了茹丝一家。比如她在特拉维夫的父母——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比如她与丹尼的儿子奥亚和女儿塔丽亚，奥亚的双胞胎女儿、双胞胎女儿的母亲、塔利亚的丈夫、他们的好友罗恩一家……茹丝很爱丹尼，她曾对我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丑，直到遇见丹尼。”有时我在扫描时她凑过来：“你看，他太英俊了！”她还说：“丹尼和我，我们两个只要在一起时，就像两个孩子，一辈子都是，很少有夫妻像我们这样。”这个断言如果不是在照片上得到了印证，我是不太相信的。而她说的最多的话是：“我不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了。”

茹丝给了我一把钥匙，只要临走前跟她说好下次什么时候来，下次我便可以自己开门进来开始工作。每周我把工作小时数加起来乘以时薪，得到我的周薪，茹丝直接以现金支付。除了扫照片以外，有时她也会差我去买文具或寄快递。同样在切尔西，这份工作比我之前在画廊的实习令人愉快多了：没有上司布置和检查任务，告别了可怜到每天只够支付交通和午餐的实习津贴，免于承受竞争激烈的纽约艺术圈压力——当时的同事告诉我，他做了五份实习才得到在该画廊转正的机会。另外，这样一份不用投入什么脑力和精力的活，使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和调研自己感兴趣的事，期间还策划了一些活动和展览。

切尔西地区天际线

我明白，在这份工作中，我理应成为扫描仪的延伸、完全异化的劳动力。然而，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私人历史突然全部、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对我而言，伴随着机械劳动的，是一趟倾注情感的时空旅行。于是，在所有文件夹之外，我创建了一个“Hanlu’s favorites”（涵露最爱），茹丝也并不介意。我将那些令我停下机械化工作、观看许久的照片复制到了这个文件夹。慢慢地，我一点都不感觉自己是这个家的局外人了。我，而非那些数码文件，成为了记忆的承载。

相片大部分是丹尼拍摄的，他是那个拿相机的人，这些照片都是来自他的目光选择。卡夫卡曾说：“一个人拍照，为了将照片上的东西从脑中挥散而去。”但丹尼的照片是最朴素意义上的对生活中重要时刻的记录：女儿的出生、儿子的毕业典礼、一家的日本旅行、烟花、美丽的妻子在公园长椅上睡着……与此同时，我也在家庭照的背景中，认识了切尔西酒店、二十三街以及纽约三十年的变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活个体的观看秘密。目光是极度私人的。

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写下：“他爱的事物：大海、毛驴、鱼”，以及类似“在上州的森林中/他追逐一条蛇/他拍下自己的脚/周围的树丛失焦”这样的碎片，我太着迷了。如今，近四年过去，看着自己记录下的这些，我却完全记不得这些图像本身的样子了——记忆的运作真是神奇啊！从事了这项与记忆息息相关的工作，却也没有使我掌握更多关于记忆的奥秘。

两位女儿

所有照片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拍塔丽亚的，看起来父女两人在一艘夜晚的小船上，她穿一件红色花纹毛衣，在闪光灯开启的一刻，她回过头去了；我们看到的，是她松松的、被光芒照亮的金色卷发。看到这张照片，我立即想到格哈特·里希特的一张画。事实上，当时我认为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张里希特的画作，但画面中的确又是塔丽亚，怎么可能？我立即在网上搜到了原画，还拿两张比较了给茹丝看。一点都不让人惊讶，里希特的这幅《贝蒂》画的是他的女儿。

在这份听起来无聊的工作中，像这样令人震惊、无法描述的瞬间还有很多，作为一个本科和硕士论文都关于摄影历史与理论的写作者，处理着如此大量的图像，想要去理解这些瞬间，但理论和分析在这里肯定是失效的。如果硬要套用，罗兰·巴特在生平最后一本书中，在缅怀亡母的悲痛中通过一张母亲儿时旧照——那张摄影理论中著名的“冬园”照片——坚信自己找到了摄影之原理甚至真理，这与我遭遇的“理解的失效”有类似之处吧。这份工作并不比写一篇关于“摄影及对其媒介本体论的探索作为概念主义艺术初期之实践策略”的论文更容易。

再后来，慢慢地，在茹丝家，照片上的主角我都遇见了。当他们从茹丝的家门走进来时，就像奇迹一样。在现实里，奥亚没有照片中那么有魅力，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塔丽亚和她的丈夫非常友好，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上一秒，他们俩还是光着身体在浴缸里玩耍的孩子。这使我见到他们本人时默默地感到一丝尴尬：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却知道他们成长的秘密。家人们的到来总会使茹丝的心情好很多。然而，这家人中我最了解的一位，直到我到离开美国必须停止这份工作时都还没找到机会和他握个手，很难说他将意识到我这样一位角色的存在，但我替他重新经历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我不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了。

扫照片时发现的切尔西酒店大堂旧景，现在可没有如此宽敞和多彩了

（作者系艺术媒体编辑、策展人、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