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陈列
性格刚被激怒的郎伟丽就职的主要任务是作为北洋水师领导郑汝昌的专业助手,提高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平,为舰队的军事行动提供专业的参谋意见。在1882年以后的近8年里(由于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是中立国,朗威里一度从中国暂时辞职),朗威。
在普通的北洋水师水兵眼中,总查琅威理是一名严苛到近乎可怕的洋人,尽管琅威理事实上没有任何中国的正式官职身份,仅仅是一位总教头,但是琅威理似是对清王朝的官场套路并不在意,只是忠实履行自己的雇佣使命。面对这位在舰队里整天呼来喝去,对军官、士兵以及其他洋员一视同仁毫不客气,每每还会出现一些越权嫌疑的洋人,性格温和的统领丁汝昌采取了一种乐观其成的谦让态度。琅威理与丁汝昌,一急一缓,一刚一柔,恰好形成了绝妙的互补。尽管舰队水兵中流传出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这样似乎有损丁汝昌威信的顺口溜,丁汝昌也仍然微笑以对。
在丁汝昌的配合下,琅威理对北洋水师的日常作息和各种训练一丝不苟,严格督办,努力将英国皇家海军的各种套路注入龙旗下的中国舰队,在其督导下,北洋水师于短短几年间迅速正规化,成长为一支训练素养不亚于欧洲国家的海军舰队,成为东亚海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有关琅威理治军的严格程度,最具代表性和最生动的记载见于一份中国外交官的日记。
1886年,李鸿章向英国、德国订造了“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号巡洋舰,是为北洋海防建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购舰活动。当4艘军舰在1887年建成之际,李鸿章决定派遣北洋海军官兵直接赴欧洲接收军舰,当次的接舰舰长为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而带队的军官则是琅威理。
1887年9月12日下午2时,琅威理坐镇“靖远”舰,率编队从英国朴次茅斯出港踏上万里回国的航程,在港的英国军舰鸣礼炮送行。当时在“致远”舰上,负责编队回国途中沿途照料的外交官余思诒,于日记中记录下了琅威理严格治军的实况。
“埃普西隆”(Epsilon)级蚊子船
1887年9月13日,西北风大作,编队航经法国西部的比斯开湾附近海域,整个上午各舰按照规定分别进行舰上训练。午餐过后,各舰练习火炮操演。此时,琅威理从编队旗舰“靖远”发出旗语信号,命令原本以双雁行阵形航行的编队立刻改为单雁行阵,旋即又命令各舰降低航速航行,随后又立刻命令各舰以高速航行。各舰指挥系统、轮机系统忙碌不堪之际,琅威理又从“靖远”发出信号,命令编队改为复杂的鳞次阵形。正在各舰指挥官准备喘息时,琅威理又发出了数学题,以旗语询问各舰每小时的用煤量,要求各舰立刻用旗语回答。随后,“靖远”突然又向各舰提问其4小时的燃煤消耗量,不久又要求各舰回答其锅炉储气压力。
在这番几乎是劈头盖脸而来的旗语命令中,琅威理犹如一只目光明锐的兀鹫,死死盯着每艘军舰的反应,发现阵形排列不整齐,即立刻用旗语公开批评。如果对旗舰发出的问题回答稍有迟缓,随之而来的也是琅威理毫不客气的旗语批评。“凡行阵参差错落必诘责,答词迟缓必诘责。”
编队回航途中,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几乎每天进行。航行于大西洋期间,“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或斜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倘若哪艘军舰反应迟缓或者阵形编列不到位,琅威理的批评会立即而至,“诘责随之,不少贷”。
据当时同在旗舰“靖远”上的大副吴敬荣回忆,琅威理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各种训练命令,甚至于在上厕所时还在发出不同的命令,“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常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
不仅白昼如此,根据余思诒在日记中所录,当夜幕降临之后,琅威理还会时不时地从旗舰下达夜间灯光信号,常常也会让各舰忙得不亦乐乎。其对军队训练的严格程度可见一斑,其职业军人的操守也可见一斑。
1887年12月10日,琅威理率领的归国编队驶入台湾海峡,下午5时30分编队到达金门岛附近,岸上炮台向编队鸣炮致敬,而丁汝昌率领的南、北洋水师主力舰队正悬挂满旗,在厦门海面迎候,丁汝昌的旗舰“定远”上还在奏响军乐。
望见编队到来,丁汝昌从“定远”舰转乘小舢板,驶向编队迎接。见到此状,琅威理急忙乘坐“靖远”的小舢板前往迎候,一派和睦景象。经历了琅威理督率下严格的万里航行,编队各舰中,水兵们听说丁军门来到,四处都是一派欣欣然之色。
不过,温和的丁军门和刚激的琅总查之间,这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只是外人还不易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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