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刺客信条奥德赛神教成员线索我想说若不是民族主义，二十世纪本该是德国的世纪

20世纪可能是德国的世纪。"但是我们愚蠢地赌博输掉了战争。

”克里斯多夫·毛赫

（Christof Mauch）

教授有些感慨地说。

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和美国相继崛起，它们有着相似的起点——国家统一和工业革命。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是它们都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实现富强的愿景。在那时，很多人会觉得，二十世纪要不是德国的世纪，要不是美国的世纪。结果，德国令人失望了。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克里斯多夫·毛赫教授在演讲现场

为什么德国和美国会走上如此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呢？现代性本身是否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又该如何规避？在当今中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又能吸取什么历史教训呢？11月26日，慕尼黑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夫·毛赫于中国人民大学，就 “竞争中的现代性”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他试图厘清现代性的概念，然后去分析德国和美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为当下的世界局势总结经验教训。

现代化承诺了进步，也给了我们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经常喊的一个口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毛赫教授认为，一般来说，步入现代，意味着这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工业化、民主化、尊重科学、世俗化和更加个人主义。当然，这种定义非常欧洲中心主义，因为这些定义，都是从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不妨参考。

“现代性”这一个词，统括了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现象。我们可以从艺术领域中一窥现代性的面貌。其实“现代性”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随后更是频繁地出现在艺术领域里。粗略地回看西方美术史，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的主流绘画，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那时流行精致细腻的肖像画。后来，现代主义美术作品像火山爆发一般涌现出来，它们都非常抽象。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深的断裂。而这个断裂，或者巨变，即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标识，它把前现代和现代区隔开来。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信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首先意味着对科学进步的信心和崇拜。举一个例子，热爱艺术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在林德霍夫宫后面建造了一个维纳斯神洞

(Venus Grotto)

，用电力打造出瓦格纳歌剧场景，如梦如幻。那时电力没发明多久，技术难度还十分的高。但是，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电力是一种时髦，它会带给我们光明的生活，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电力在那时，就代表着现代。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现代性并不是那么完美。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加速，工业污染、劳工纠纷、居住环境恶化等其他问题纷至沓来。更重要的是，毛赫教授指出，德国产生了变态现代性

（the perversion of modernity）

。纳粹党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屠杀和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纳粹党设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二战结束后，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端并没有被完全摒弃。科学技术还在不断进步，每个国家也都在利用科技，制造着威胁人类安全的武器。这也意味着这种变态现代性还是有可能重现的，而且这只会变得更加的危险。科技不只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还会带来自我毁灭的可能。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此类风险呢？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去寻找贯穿二十世纪灾难的线索。

民族主义毁了德国的现代化道路

毛赫教授首先提出了他对二十世纪的见解：很多历史学家总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短二十世纪”

（从一战开始到苏联解体）

，但是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是以德国和美国作为历史的标尺来定义的。它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因为那时德国和美国都刚刚实现了统一。德国于1871年实现统一，美国于1865年结束了南北战争。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他们解决民族内部问题之后，都开启了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化的进程。至于“漫长的二十世纪”的终点，毛赫教授更倾向于2001年，因为那年发生了“9·11事件”，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之所以要提出“漫长的二十世纪”，是因为在这段历史里，不同现代性道路的竞争关系很明显，并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毛赫教授认为，现代性也意味着人们会互相比较、反思，然后认同某种价值观或者身份。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早期，很多德国人，包括黑格尔，都认为美国比较有未来。尽管那时德国还没统一，但是，他们已经会比较两国可能的现代性道路，进行反思，然后去为自己民族的建构和崛起添砖加瓦。

克里斯多夫·毛赫教授在演讲现场

在德国统一之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开来。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两座雕塑中，看出美国和德国的差异。1875年，德国建造好了一座巨大的阿米尼乌斯雕塑，阿米尼乌斯是公元9世纪，日耳曼人抗击罗马人入侵的英雄，代表着一种德意志民族的强烈自豪感；而于1886年建好的自由女神像，则竖立在纽约，欢迎着各色移民的到来。

在自由女神像建立之前，阿米尼乌斯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它很快被自由女神像超越。大小的问题，在现代性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在比较和竞争之中，都在追求着更大、更高和更强。美国通过西进运动、美西战争等手段，获得了广袤的领土。更不必说当年欧洲列强早早瓜分了好殖民地。所以，每次德国人一看地图，在领土大小的比较之中，就会觉得自己国家很可怜，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德国人也想要在殖民扩张中分到一份“蛋糕”。于是，德国人在军事上投入了很多金钱和人力，搞军备竞赛，这使得当时的世界形势危险了起来。

阿米尼乌斯像

德国人不仅想在领土和军事竞赛中超越传统列强，在技术上，也掀起了“技术竞赛”。比如，德国人发明了汽车、奥托循环发动机还有自行车。在文教领域，德国人还发明了现代的大学，包括实验室、博士论文答辩，研讨会和脚注。德国的科学和哲学更是灿烂，影响甚广。更不用说，德国在高雅艺术方面上的辉煌成就。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曾对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说，二十世纪本该是德国的世纪。但是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德国人愚蠢地赌了一把国运，不仅让自己失去了二十世纪，也把世界拖入了灾难的深渊。

毛赫教授总结出了一个民粹的民族主义崛起规律：假如政府曾经向人民许诺了许多愿景，比如，更多的殖民地、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军队等，但是很多承诺都落空了，这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一定会使得民粹的民族主义更加激进。特别在一战后，德国在人口、资源、领土、殖民地和财富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呼吁“让德国重新伟大的人”

（Make German Great Again）

，就会十分顺应民粹主义。这也是希特勒能够上台的原因之一。

互相竞争的现代性道路，往往会在民族主义的挟持下，慢慢变成了对抗，直至战争。这会将世界置于活火山口旁。毛赫教授认为，这种一定要争个现代文明正统道路，零和博弈的观念，也跟西方的亚伯拉罕一神教的思想渊源有关。因为亚伯拉罕一神教里只有一个神，不容易容纳他者，各宗教都想着要尽量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虽然，在启蒙运动之后，大家反对教会和皇权，但是大家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习惯。民族主义仿佛成了另一种现代一神教，这是很危险的。

德国的历史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

那么，中国能从德国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吸取到什么样的教训？是否存在着具有每个文明特色的现代性道路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夏明方认为，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定位，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是受具体的历史情境影响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因为中国落后挨打，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从器具，到制度，到意识形态，中国人学习得越来越深入。那时，因为中国处于劣势，中国人给自己描绘了一幅中国落后，欧洲先进的图景，我们好去学习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一战结束后，其实已经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欧洲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他们想走另一条，不同于欧洲，又能摆脱落后的状态的现代化道路。

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因此，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其实也不完全走的是苏联道路，而是接着贯彻一种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跟苏联也存在着竞争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改变了。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的崛起，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早就有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另外也有历史学家说，中国早有了早期现代性。但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史仿佛就被抹掉了。

夏明方教授并不觉得，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有了某种现代性。几十年前，随着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很多人会认为，儒学跟现代性并不是相斥的，而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其实东亚的儒学价值本身，其实是在慢慢丢失，我们仍然在模仿西方，而不是在创造。中国当下面临着深刻的道德危机，也跟旧价值丧失，而新东西还未能学会有关。

二十世纪的德国给世界带来最大的教训，就是竞争型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对抗和战争，而国际间合作协商才能带来和平。在很多问题上，世界各国需要协商，比如气候问题和难民问题。纵使现代性是复数的，很多文明能够有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性。但是，人类需要一个共识，使得现代社会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而不是导致冲突和排斥。在毛赫教授看来，欧盟是当今世界上堪称奇迹的政治实践，因为它内部有着如此多样的文化，从天主教到东正教，从西欧到东欧，拥有着23种法定语言。跟美国相比，欧盟更加的多元。而且，欧盟和平主义是基调，而美国则军事化很严重。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人来自火星

（战神）

，欧洲人来自金星

（爱神）

。

克里斯多夫·毛赫教授在演讲现场

毛赫教授对中国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历来比较和平主义。他认为中国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肯定存在着竞争，但是那是生产性的竞争，比如工程技术，贸易等，不是那种危险的零和竞争。而且，中国也更加的世俗化，更善于去协商。毛赫教授转而批评美国，他认为目前美国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庞大的军费开支，把人类置于危险之中。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议题需要我们去协商、建立共识，而不能被民族主义所挟持，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一意孤行。这样的话，最后失去的只有历史的机遇。我们应该像中国擅长的兵乓球赛一样，互相对话，各有来回，大家只求避免犯错。而不该像德国擅长的足球赛一样，充满着侵略性，要不拼命赢下，要不全盘皆输。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失去了本该属于它的二十世纪。

作者 新京报记者 萧轶 实习记者 徐悦东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薛京宁